在公务员圈子里，差不多每个人都遭遇过“份子钱”:或者给别人随“份子钱”，或者别人给你随“份子钱”，或者你来出头，为某位同事的某件大事向其他同事/同学收取“份子钱”。

敢说自己没跟“份子钱”打过交道的，要不就是刚刚入职的“生瓜蛋子”，要不就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不搭理任何人，也不被任何人搭理的孤僻之人，而后者，在现实生活中极其罕见。那些涉世不深的“生瓜蛋子”幸免“份子钱”的时间可不多，早晚也会中枪，躺着都会中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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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，每逢婚丧嫁娶，“份子钱”都是少不了的应酬，如今，“份子钱”早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之约。咱堂堂大中华，是有五千年历史的礼仪之邦，“份子钱”算不算个明证？大概算。否则，这“份子钱”怎么会经久不衰，人人有份，谁都躲不开？公务员同样躲不开“份子钱”。

关于“份子钱”的是耶非耶，历来争论不休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，没人说得清。是也罢，非也罢；说得清也罢，说不清也罢，反正到今天为止“份子钱”照样存在，成为“潜规则”，把你我他紧紧地抓住。逃脱？想得简单，没门。

不过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对于许多人来说，“份子钱”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沉重负担，它既是人情负担，也是经济负担，令人苦不堪言。

前不久，有位公务员朋友曾经诉苦：“这俩月结婚的特多，光是随份子就随出去四五千，吃不消啦。”对此，深表同情。受“份子钱”所累的，不只他一个。不信，您可以向身边人打听打听。

有人发狠说过，不随“份子钱”就是了，我就不信不随不行。说归说，做归做，不久，乖乖地缴械投降，不得不随了大流儿。“份子钱”看似小事，实际上反映了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而在中国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尤其是公务员这个职业，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几乎寸步难行。

举个有关“份子钱”的极端例子。

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过一件“趣事”。重庆一位裴姓的小伙结婚，婚后没几天便请人吃饭，应邀吃饭的人以为就是吃个饭，到达饭店包房才发现，算上小裴夫妻总共六个人，都是大学同学，而且恰恰都是婚礼当天没去，红包也漏送的。

待明白了这顿饭的主题后，其中两位同学掏出红包，补随“份子钱”后，匆匆告别离去。其余两位则和新郎新娘继续吃饭，沉默不语，气氛十分尴尬。显然，这是试图以一种尴尬化解另一种尴尬，没成想，留下的却依然是尴尬，尴尬的人际关系，以金钱来表征的人际关系。

有人为“份子钱”百般辩护，力图为其存在提供种种合理性、必要性。当然，不能不承认，对“份子钱”不能一概否定，客观上，在一定的程度内适当的“份子钱”还是可以存在的，但是，不能任由“份子钱”按过度过多过烂的趋势发展下去，必须加以抑制，不能让“份子钱”破坏人际关系，破坏和谐氛围，不能让人和人的关系庸俗化，金钱化，充满铜臭味。事实上，“份子钱”的弊端众所周知，多数人对此怨言颇多，忍无可忍，只不过寻觅不到摆脱“份子钱”的巧招妙计而已。

最近，有网友吐槽：结婚时同事包了300元“份子钱”。这个同事最近要辞职，竟开口要回“份子钱”。理由是，她年前要离职回老家，以后结婚没机会请大家去，因此要求将之前随的300元份子钱还给她。

此举，引发对红包该不该还，“份子钱”该不该随的争论。把“份子钱”再要回来，显然不符合一般的人情世故，打破了人情规则，在人们传统意识里，给出去的怎么能够再要回来？不合人情嘛，也不好意思张口呀。

从内心深处，很多人为此举暗暗叫好。本来嘛，人情往来，有往有来才称得上往来，“份子钱”也是如此，只出不进，只往不来，谁能担得起，谁能愿意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要回“份子钱”无意中在敲打“潜规则”，颇有积极意义。只不过，在公务员圈里，能有多少人赞成和认同要回“份子钱”，能有多少人敢于效仿？不得而知。

“份子钱”泛滥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：商品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难道真的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往来吗？除此之外，人际关系上是不是也该寻求其他方式和途径来表达感情？公务员能不能带头从“份子钱”规则中走出来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