▲4月24日,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工作人员在介绍智慧体育综合管控平台。该平台可对公园内的人流、安全、环境以及公园周边“15分钟健身圈”运动场地的门禁、灯光等设备实现智能化管理。图/新华社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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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讯 (记者柯锐)二十大报告提出,“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,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”。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程度的加深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成都等多个超大、特大城市的数字政务办理实现了从“一网通办”,到“一网统管”,再到“一网通享”“一键回应”。数字时代的超大、特大城市治理相比于传统时代的治理有何区别,我们需要注意什么?

近日,新京报新京智库举办了超大、特大城市治理研讨会,来自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的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。与会学者表示,数字技术应用为超大城市治理带来了积极作用,数据时代的治理和传统治理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。

大数据治理要注重细节

在上海市MPA教指委秘书长、复旦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,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顾丽梅看来,从一网通办到一网统管体现了上海城市的治理特点。“一网统管”讲的是提供一个平台,把数据整合在一起。

顾丽梅表示,上海先是推行一网通办,2019年后推行一网统管,把各个职能部门,以及12345热线职能,都整合在这个网上,实现了动态化管理。

顾丽梅介绍,有些城市曾经发生过电子广告牌坠落砸伤甚至导致路人死亡的事件,在传统的城市治理中,只能定期去查访,防范事故的发生,可是无法杜绝。现在依赖于管理技术的发展,每个玻璃幕墙和电子广告牌都安装了物联感知系统。这样,通过物联感知系统就知道广告牌有没有问题,玻璃幕墙会不会掉下来。确实做到了早预警,早研判,早防范,早处置。

“数字技术应用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确确实实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” 顾丽梅说。

在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人文社科学院教授、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陶然看来,大数据治理不能仅仅是解决表面问题,而要注重细节,并着重解决存在问题的根源。

以群租现象的案例,陶然认为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,房价房租炒高,导致许多人陷入没有尊严的生活,这是传统治理方式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。大数据治理不能仅仅是让大数据发现问题并解散群租,而应该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,解决根本问题。

同时,在政府管理和服务智能化程度上,陶然认为,政府内部信息现在看起来自动化了,减轻了人力负担,但是最终落实是依靠基层人员来执行,这意味着对基层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也要加强。现在很多负责基层工作的网格员,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精准和智能,其实还是要打上问号的。

数据治理的过程可溯便于监督

广东省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、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宏则表示,数据时代的治理和传统治理相比,出现了几个变化。一是数据治理是由数据驱动的,很多时候是由于数据的异常或者聚集产生了很多治理的需求。二是数据治理很多时候呈现出治理资源的优化,治理资源根据数据的需求变化而变化,治理实现有的放矢投入。三是数据治理的过程是可溯的,做了什么会留痕,所以监督的过程比较完整。
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、长聘副教授、城市更新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成志认为,数字化治理与传统治理的主体和客体没有区别,都是以人民为中心,为市民服务。但是数字化治理的治理途径有区别,高度依赖于现代科技和装备。为实现数字化治理,需要先进的移动设备、高速网络、精细的数据库和算力等。

大数据治理时代,要特别注意哪些途径是对市民有益的,哪些途径可能会有隐患。殷成志表示,对于有益的则要放大,对于有隐患的要事先制定措施消除隐患,“像主动治理、未诉先办,就是识别潜在的隐患。”

有些数据治理是形式主义

当然,数据治理还是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。文宏表示,一些地方的数据治理的目标不是为了成效,不是为了解决问题,而是为了给上面看,给公众看,作秀的功能很强。“比如说故意做大工作量,很多时候为数据做数据,为了形式主义做很多东西。”

同时,文宏认为,数据治理有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数据冗余。“比如,我们去某一个街道做过调研,他们每天需要日常填报更新数据的有122个App,每周上报数据的App是160多个,这样的工作量对基层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负担,导致很多基层上报的数据是失真的。基层的数据填报逻辑是你需要什么数据,我就给你填什么数据,这些数据并不是真实的数据或者实际发生的数据。这些数据不仅没有促进和优化治理,反而干扰和影响了基层治理,数据治理如果呈现出是这样的情形,还是有问题的。”

此外,在文宏看来,数据治理也是冷漠化的。在传统治理时代,人和人之间交流互动的场域比较多。“那时,大家进到家门或者小区,是一家人的感觉。现在微信上是好友,但是现实中是陌生人的场景比较多。”

(文章来源:新京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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